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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西到俄羅斯
經濟轉型或許痛苦而漫長，但對於山西和俄羅斯而言卻難以回避。今天的逃避，隻會增加隨後轉型的成本和難度。文|王曉夏在我的人生軌跡中，有兩個地方對我特別重要，一個是我的傢鄉——山西，另外一個是我年輕時的求學之地——俄羅斯。這兩個地方在我看來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前者依賴煤炭，後者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前者驅動著中國經濟完成瞭60多年的工業化成長，後者正驅動著試圖完成能源轉型的歐洲；前者煤炭企業的LOGO可以滲透進屬地城市的各個角落、甚至是幼兒園和養老院，後者天然氣公司可以滲透進國傢生活的任何一個角落，甚至是代表話語權的媒體。前者的省屬煤炭企業老總最後往往可以升到副省長，後者的國傢石油公司老總可以擔任副總理，甚至再從副總理幹回石油公司老總，而天然氣公司的老總往往是總統的絕對鐵桿；前者的主政者每每公開講話時，總會在三句話中插一句煤炭如何拉動經濟增長……後者的總統不僅在論文中把石油天然氣想像成外交武器，並在國際舞臺上頻繁使用；前者可以頻繁更迭政策條款將外省投資客趕出太行山，後者可以巧妙利用“橡皮法律法規”為外國投資者下套，最終實現對項目控制權的巧取豪奪；前者煤炭富豪可以千萬嫁女，後者石油富豪可以為看球買下一支歐洲頂級職業足球俱樂部；前者煤炭行情決定著公職人員能不能全額發下工資，後者直接用油價來制定整個國傢的財政預算；前者是中國媒體的新聞富礦，而後者是世界的新聞富礦……兩者眾多的相似性，我還可以用多年在兩地的生活經驗列舉出更多，而列舉的越多越會讓人覺得病態。盡管，我不能將兩者簡單確診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因為這個話題始終是被學術界所爭論的懸疑。什麼是荷蘭病？經濟學意義上復雜定義的討論會讓這個話題變得索然無趣，但就我的觀察而言，其根結在於一種被扭曲的激勵傳導機制。回到20世紀60年代的荷蘭，當時由於北海一帶發現大量天然氣資源，隨著資本的強勢介入，使得北海油氣產業一片繁榮，大量天然氣出口為荷蘭帶來瞭大筆“快錢”，但由於大量輸入性收入，最終導致荷蘭盾持續升值，並引發瞭難以遏制的通貨膨脹，產品和貨幣市場的一系列反應擠出當地其他行業，使之逐漸衰退，或者難以起步。所謂的這種“擠出效應”，並不僅僅發生在宏觀經濟層面，更多的情況下發生在政府施政層面。因為資源往往能帶來豐厚收益，誘導資源國傢或地區的政府做出瞭不合理的發展模式和不恰當的經濟政策，並滋生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惰性，從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種現象，無論在山西還是俄羅斯都表現的十分明顯。在我的印象中，走馬燈式輪替上陣山西主政者往往調任自其它內陸省份，往往因眼界狹小，而受困於煤炭。直到若幹年前，當來自深圳的於幼軍到任山西後，曾一度讓山西的有識之士感到一絲希望，希望能帶領山西走出煤炭之困。讓人出乎意料的是，於幼軍上任後並沒有帶來特區的新思維，而是入駐山西省煤炭廳蹲點學習煤炭產業……新思維依然受制於舊慣性。盡管，於幼軍雷厲風行的作風加上深圳式的效率，通過大量“跑部運動”為山西謀得瞭煤炭稅費優惠，而且建立瞭國傢級的煤炭交易中心，但依然逃離不開煤炭的羈絆，依然逃離不瞭山西發展思維的惰性。或許基於同樣的認同，一位山西籍官員曾向我痛心疾首地說：“山西最大的禍害就是有煤炭，要不是煤炭，迫於生計早就把山西人逼出省外去做生意瞭，就跟明清時候山西商人走西口那樣，而不會像現在一樣，全省上下都指著煤炭吃飯……”盡管不願承認，但當代吃著煤炭這碗飯的山西人已經沒有瞭先人的冒險和開拓的勇氣，更多的是偏安一隅得過且過的惰性。民間的這種惰性在俄羅斯同樣明顯。俄羅斯普通人在享受著石油帶來的國傢福利的同時，普通人更多地願意去談論和質疑政府如何分配不公，但卻不願去談論自己因該擔負什麼責任，更別說站出來去爭取自己的權力。俄羅斯人這種“天性”，被不少俄羅斯問題專傢稱為是“政治侏儒癥”。當一次偶然的機會閱讀瞭世界銀行一份報告後，才發現這種侏儒癥同樣是“資源詛咒”的表現。世行曾指出，資源國傢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資源的租金，而不是直接來自於公民稅收，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責任關系鏈很薄弱。此外，權力的制約與平衡方的薄弱也與資源的豐富有關，因為大筆資源紅利誘惑下，推動著政治和商業的聯姻。資源開發帶來的高收益讓大權在握的政客們成為“尋租者”，商人們通過政客來奪取資源的控制權，再利用資源收益去收買那些立場不同的人，在這種政治生態下，俄羅斯寡頭們紛紛破殼而出。僅僅從這些粗淺的觀察來看，“荷蘭病”並不簡簡單單的是一種經濟病，如果真的隻是一場經濟病的話，為何荷蘭最終能克服“荷蘭病”的影響，而那些非洲、中東或是俄羅斯卻始終無法擺脫這一病患呢？行文至此，我也很慶幸。曾經經合組織的一個研究團隊做瞭一項研究，他們繪制出瞭65個國傢15歲學生的自然科學成績與該國自然資源收入在GDP中的百分比的相關性的圖表，結果顯示，國傢從自然資源的盈利跟它高中生的知識技能明顯成反比。事實上，山西和俄羅斯應該不符合這一研究結果的規律。俄羅斯要感謝蘇聯留下的完善教育體系和科技實力，而山西和大多數中國省份一樣，要感謝中國教育制度的遺毒——高考，兩者都讓其年輕人還保留瞭被教育和開化瞭的大腦。知識和技能始終是21世紀經濟的全球貨幣，沒有哪個中央銀行能發行這種貨幣，每個人自己決定他們發行多少，而這些智力資本將像全球資本驅動北美頁巖氣熱潮一樣，驅動山西和俄羅斯的經濟真正向前，或許山西會再出幾個李彥宏和他的百度，而俄羅斯也會再出幾個賽吉·佈林和他的谷歌。眼下，這樣的轉機就擺在山西和俄羅斯面前，那就是全球性的經濟不振，全球能源結構綠色轉型的大潮流。中國的經濟減速導致瞭煤炭需求銳減，而中國北方愈演愈烈的霧霾天氣也催促著中國決策者要壓縮煤炭消費比例。在這一背景下，當瞭60多年能源基地的山西似乎應該醒醒瞭。歐洲同樣如此，其能源市場未來的基本趨勢是降低碳排放。對於歐洲而言，這意味著將更加依賴清潔可再生能源。面對這一趨勢，對於歐洲天然氣和石油的主要供應國——俄羅斯而言同樣沖擊巨大。但轉機再次被政府的惰性剝奪瞭，於是我們看到瞭山西主政者集體約見瞭五大電力的負責人希望“多多支持山西的經濟發展”，而俄羅斯也在總統的公關下，希望打開東方的大門，將原本供應歐洲的天然氣和石油出口到中國和日本……經濟轉型或許痛苦而漫長，但對於山西和俄羅斯而言卻難以回避。今天的逃避，隻會增加隨後轉型的成本和難度。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09-09/157852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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