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認識一下亞投行行長金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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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齡人中,金立群是為數不多的國際金融人才和金融外交傢,流利的外語和全球化視野,是無可替代的優勢。基隆仁愛農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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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象:英語好

所有接受采訪的人提起金立群,第一印象都是“英語好”。也正是憑借流利的英語,金立群成為中國少有的國際化金融人才。50年前,他由老傢江蘇常熟獨自一人來到離傢鄉七八十公裡外的臨縣江陰,向南菁這所蘇州地區重點中學報到,為的就是學英語。雖然在菁園的求學因“文革”中斷,但金立群後來說:“我在國內和國外名校深造期間,得到過很多名教授的指點,但是,這些都不能取代當年南菁中學老師對我的指導和教誨,因為我在南菁中學受到紮實的教育,是我日後受益於國際上大師級學者的基礎。”

提到金立群,我采訪過的所有老師和同學最一致的評價就是英文特別突出。金立群這一過人才能的形成,與他的傢庭培養和親人的影響分不開。金立群出生在江蘇常熟一個教師傢庭,從小就對英文十分著迷。早在初中階段,金立群在英語方面的過人天賦就已顯露出來。從初中就開始閱讀英文系列名著《西風叢書》的金立群,已經有瞭超過一般學生的英文水平。剛進入高中,金立群就以一篇“超過當年高三學生理解力的”英語作文震驚瞭全校。金立群的高中同學黃雄在采訪中回憶,當時金立群時常會收到他阿姨寄過來的《英語周報》等雜志,和一些英文小說,都是平常的學生不太會關註的。

在金立群看來,南菁高級中學不僅是省裡18所重點中學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南菁中學有兩位英語二級教師。廖慕禹老師和何吉人老師的大名,令他十分向往。他說:“那時真巴不得暑期早點結束,早早到南菁中學去上學。等待奔赴南菁的焦慮,竟然比等待錄取通知書還難熬。”

沖著南菁中學兩位二級英語教師而來的金立群,時刻沒有忘記向這兩位教師虛心請教,而這兩位教師對他的成長也的確產生瞭非常大的影響。那個年代,盡管沒有文理分科,但多數人還是把80%的精力用在瞭數理化的學習上。對於這些剛從俄語學習轉到英語學習的學生們來說,“筆頭英語”過得去就很知足瞭。“你們這些人還不如高一的金立群!”這是何吉人老師常說的一句話。盡管在英語方面有超出常人的優秀,金立群其他學科的成績也並沒有落下。他在回憶中寫道:“我在文科上花的力氣固然很多,但是絕對不忽視數學、物理、化學之類的課程。”在這裡打下的數學基礎,令其日後在經濟方面的學習甚至是前往波士頓大學進行經濟方面的研究都遊刃有餘。那時,他深刻地體會到瞭紮實的基礎教育的重要性。

金立群除瞭擁有過人天賦外,還表現出瞭超常的勤奮。課餘時間,圖書館是金立群時常出入的地方。1965年是“文革”來臨的前夕,雖然氣氛緊張,但進入高中學習的金立群和他們的同學卻堅持著自己一顆單純讀書的心。在每日學習之餘,他愛下象棋,也愛長跑。他的同班同學黃雄回憶道,雖然他每次都不能拿到名次,總是掉在隊尾,但一定是堅持跑完的那一個。雖然節省路費是金立群假期不回傢的理由,但在學校則更能安心學習,恐怕是他內心的真實動機。他在回憶中寫道:“1965年國慶來臨之前,很多同學急於想回傢,日益按捺不住,激動和興奮的情緒顯然占瞭理智的上風。這也難怪,畢竟都是初次離開父母,思傢心切。為瞭省一筆路費,我是早就做好瞭不回傢的打算的,所以處之泰然。”

僅僅度過一年平靜充實的高一生活後,“文革”斷送瞭金立群的大學夢。為外部環境所迫,金立群不得不離開學校,被下放到常熟開始插隊,一待就是10年。這期間,他“種地、修水利、造橋、搞鄉鎮企業、教書”,由於上大學的資格不完全取決於學習成績的好壞,有兩次機會,都因各種原因,與其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973年,上海外國語學院對他表示出瞭興趣,但他被卡在瞭政治審查那一關。1974年,看似一切順利,馬上他將有工農兵大學生身份時,張鐵生的一張白卷,使他再次與大學校園錯過。金立群的大學夢,在那個特殊年代,始終難圓。

中學時代打下的堅實知識基礎和十年知青生涯中形成的系統知識積累,成為他最終叩開北外研究生大門的內因。1978年,當沒有讀過大學的金立群考上瞭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文學的研究生並師從名師王佐良、許國璋時,熟知他的同學、老師都不感到意外。因為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這句話在金立群的身上得到瞭應驗。

研究生學習期間,得到王佐良、許國璋等大師的指點,金立群的知識變得更為系統和紮實。他的同班同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劉潤清回憶,班上十來個人中,金立群是年紀最小的男生,他腦子轉得很快,嘴皮子很靈,學習努力,愛發言,與其他同學一起討論問題時,很自信。臨近畢業的時候,許國璋力薦這位得意門生進入急需外語人才的財政部,他說:“我們中國有100個英國文學專傢差不多也夠瞭,但是缺少財經專傢。我相信你是能做好的。”本有些猶豫的金立群,最終選擇瞭財政部。

曾俊華與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交流曾俊華與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交流


世行歲月

翻看金立群的履歷,世界銀行[微博]是一條繞不過去的主線,其國際化背景貫穿始終。從一踏進財政部大院開始,他就被派去美國參加有關世界銀行工作的培訓,回國後又一直在外事財務司工作,負責與世界銀行的援華項目打交道。1989年金立群開始擔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的副司長。

上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與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有過一段蜜月期。長期在世界銀行任職並擔任過世行中國局局長的杜大偉(David Do信貸屏東車城信貸llar)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回憶,1980年秋天,世行第一次派遣團隊來到中國,他們發現瞭當時中國計劃經濟中的一些嚴重缺陷。第二年,一份名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報告被提交到瞭世行的董事會。當年6月,世行在中國的第一個項目被批準開展。這份報告史無前例地在中國政府的官員中廣泛傳播,被認為是中國政府對外開放的一項突破性舉措。報告涵蓋瞭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中國為何在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處於落後狀態。

1984年,在重慶開往武漢的船上,由世界銀行召集的會議中,中國的一些高層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傢向7位國際著名的經濟學傢取經,學習現代市場經濟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傢的經驗。之後的1985年,第二份報告上交至世行董事會,主要內容是中國在2000年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3倍的可行性分析。自1985年後,針對中國經濟狀況,世行每年會發出一份報告,分析當年的經濟發展以及來年的趨勢。

同時,世界銀行也開始向中國提供實實在在的項目援助。第一個提交到世行董事會的中國項目是與高等教育有關,名為“大學發展”,為26所大學提供設備和材料升級所需要的資金以及資助一群學者前往國外學習。第二個項目名叫“中國北方平原農業”,一年之後獲得通過。旨在為土地流失的地區提供資金,以改進灌溉和管道設施,提高農業生產。第三個項目是1982年的“三大港口”,上海黃埔港、天津和廣州港口。這三個項目按照計劃執行並達成瞭初定目標。

杜大偉向本刊記者回憶,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在中國的工作重點是更傳統的基礎設施,如公路、電站。在農村地區也有一些成功的項目,其中包括一些最貧窮的地區,建立灌溉和交通設施以幫助農民增加收入。自1993年起到90年代末,中國一直是世行的最大的借款者。

這期間,從1994到2003年,金立群分別擔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和分管對外交流的副部長。直到現在,一談起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人們最津津樂道的是中國政府對其貸款資金監管的超常嚴格。“世界銀行很願意跟中國合作,因為中國的項目資金使用是最嚴格的,這也是金立群先生從一開始就奠定的基礎。”

2003年,擔任財政部副部長的金立群競選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成功,而且是排名最靠前的常務副行長。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擔任亞開行的副行長,金立群要協調域內幾十個國傢的貸款項目,這段一線的工作經歷為其日後執掌亞投行積累瞭寶貴經驗。在王軍的印象裡,金立群為人直爽、真誠,理論功底深厚,還善於講故事,常常是能夠舉一個輕松的例子就能把大道理講清楚。金立群曾講起他親自飛到柬埔寨跟首相洪森協商解決貸款問題的經歷。他說,當初洪森首相並不打算見他,但會談中,他並沒有一上來就指責,而是本著坦率、真誠的態度去分析問題,從而贏得瞭洪森的尊重,問題也很快得到解決。

杜大偉向本刊記者回憶,他在擔任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的時候,對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金立群印象深刻的是,“他對世界銀行的研究成果特別感興趣”。當時中方和世行有意將世行一些關於中國的研究集結出版,也包括杜大偉自己的研究在內,該書的合著者就是金立群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尼古拉斯·斯特恩。“金立群是一個喜歡讀書和鉆研問題的人。”

國際金融機構一線工作給金立群帶來的,除瞭經驗,還有深切的體會和觀察。世界銀行僵化的體制被人詬病已久,按照規則設計,重大事項需要超過85%的投票贊成才能通過,但美國一個國傢就擁有16%的投票權,也就是擁有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因此,喊瞭多年的世行改革,到現在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是改革方案在美國國會遲遲得不到通過。而在亞開行做副行長期間,金立群也對其運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深有體會。“他有時候也向我們感慨,一個項目從申請到批準通常將近兩年,效率太低瞭。”王軍回憶,“另外,很多亞洲國傢腐敗嚴重,項目監督跟不上,造成亞開行的運行效率降低,實際支援效果有限。”

自從肩負起籌備亞投行的任務開始,金立群就在每一個公開場合表達中國的開放心態。若嚴格按照GDP比例來計算,中國將擁有更大的投票權,但中國並不謀求一票否決權,目前擁有的26%的投票權很有可能隨著將來新國傢的加入而相應減少。對於66歲的金立群來說,終於在晚年迎來瞭一次真正執掌一傢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機會,如何平衡各個大國之間的微妙關系,如何保證亞投行的高效運行與共贏局面,都是擺在他眼前的挑戰。

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


亞投行行長

8月25日,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舉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第六次談判代表會議上,亞投行各意向創始成員國以共識方式推選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自去年亞投行開始籌建以來,有關金立群將出任行長的消息就一直未斷,這次會議,也算終於一塊石頭落瞭地,今年66歲的老將金立群正式開始執掌亞投行。

亞投行實行三級領導機制,最高決策機構是理事會,一般由各國財長組成,平時的主要決策由執行董事會執行,但具體運作則由行長等高管團隊來管理。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擔任國際多邊金融組織的領導人,亞投行在未來國際金融秩序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將是擺在金立群面前的頭號問題。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徐秀軍告訴本刊記者,亞投行的定位屬於開發性銀行,但在運行上將更加商業化,重點是支持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傳統金融機構分為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性金融機構兩種,前者以政策扶貧等為目的,效率低、規模小,後者則更講求投資回報,又難以兼顧公平和正義。為瞭彌補這中間的鴻溝,出現瞭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開發性銀行。

以目前的三大多邊金融機構為例,誕生背景不同,決定瞭其日後各自的運作重點和傳統。世界銀行以扶貧性的開發項目為主,主要由美國人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以危機救助為重點,當某個國傢出現匯率波動過大,貨幣貶值過快等情況時,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貸款幫助度過金融危機,其領導人一般來自歐洲,但實際運行中也受美國的影響;亞洲開發銀行則一直由日本人擔任行長。三大金融組織,歐美日各占一頭,中國雖然在其中多次增資和提高投票表決權,但仍然處於被動地位。

中國需要一個新型的多邊金融機構。其實,在發起設立亞投行之前,中國另一個不引人註意的低調動作是發起瞭金磚國傢新開發銀行(以下簡稱“金磚銀行”)。早在2012年,財政部就找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讓他們組織研究人員進行金磚國傢多邊銀行的可行性分析。今年7月22日,金磚銀行在上海宣佈正式開業,這也是首傢總部落戶上海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前期參與金磚銀行可行性研究的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徐秀軍告訴本刊記者,一傢多邊金融機構的重要變量一般有三個:一是股權,二是行長人選,三是總部所在地。金磚銀行是金磚五國共同發起的機構,五個國傢商定平均分配股權,剩餘兩個變量,行長與總部,中國選擇瞭總部。於是,金磚銀行落戶上海,首任行長由印度人卡馬特擔任。

而參與亞投行前期籌建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則認為,行長位置更為關鍵。他向本刊記者回憶,在最初起草亞投行籌備方案時,他們就明確提出建議,如果行長和總部兩者隻能選其一,那還是要爭取行長人選。“總部是靜態的,隻能發揮一些帶動作用,而人是活的,銀行需要人來管理和運行,行長才是關鍵。”讓他沒想到的是,最後不僅行長入選,亞投行還將總部設在瞭北京,可謂雙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長王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長王軍


據王軍介紹,設立亞投行的念頭最早萌芽於2012年12月,當時,博鰲論壇在印度孟買召開“亞洲金融合作論壇”,王軍陪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理事長曾培炎去參加。一路上,大傢都被印度落後的基礎設施所震撼,曾培炎在論壇上呼籲各國要重視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回程的飛機上,曾培炎和一同赴會的周文重、鄭新立等專傢就迫不及待地討論起來,提出我們可否在亞洲建一個銀行,主要幫助亞洲國傢改善落後的基礎設施。當時,大傢甚至給未來的銀行起瞭很多名字,“亞洲投資銀行”、“亞洲實業銀行”等等。回到北京,在從機場驅車回傢的路上,曾擔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新立口述,由王軍整理成一份關於設立亞洲實業銀行的內參報告給瞭中央。

為瞭在來年3月的博鰲論壇上進一步呼籲,這一年春節前後,在外交部亞洲司支持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出面組織瞭一次研討會,專門討論設立亞洲新銀行的可能性。王軍記得,他為此專程去拜訪還在擔任中投公司監事長的金立群,就在金立群的辦公室裡,“他當時很激動地告訴我,他早就給中央建議過,在亞洲設立一個新銀行,用以支持亞洲地區的基礎建設”。當時,大傢圍繞著搞銀行還是搞基金、單邊組織還是多邊組織進行瞭多次碰撞,最終一致選擇要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3年4月,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及多部門的諫言下,亞投行得到中央高層的批示,相關部委也陸續介入,事情終於上瞭快車道。

當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中亞和東南亞時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亞投行開始進入國傢戰略,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金融抓手。另一方面,亞洲基礎設施這一短板需要由專門的金融機構來助力。據統計,2020年前,亞洲國傢每年需要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費用多達上萬億美元,這是現有金融組織無法提供的,缺口很大。

從零開始建立一個全球多邊金融組織,其挑戰可想而知。“能承擔這一重任的中國人並不多,從一開始,金立群就是我們建議的人選。”王軍告訴本刊記者。由於創建期間所要面臨的復雜局面,要求亞投行的首任掌門人必須具備豐富的國際金融組織工作經驗才能應對。“同齡人中,金立群是為數不多的國際金融人才和金融外交傢,流利的外語和全球化視野,是無可替代的優勢。”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jrxw/20150910/1750232124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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